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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妈妈在职场

出国 澎湃新闻 2021-02-17 09:17:19
[摘要]她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八岁,上小学三年级,老二和老三是双胞胎姐妹,刚过完三岁生日,明年上幼儿园。

  在单位里,婷婷被同事称为“英雄母亲”。

  她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八岁,上小学三年级,老二和老三是双胞胎姐妹,刚过完三岁生日,明年上幼儿园。每次交流孩子的趣事、当妈的心得,旁人总是眼神里流露着震惊或羡慕。

  养育三个孩子并不容易,双胞胎姐妹出生时就历经波折。三年前,婷婷去医院做怀二胎后的第一次产检,得知怀了双胞胎,她在医院长椅上失声痛哭。“压力很大,生理上、心理上都没做好有三个孩子的准备。”

  公婆、老公都支持她生下双胞胎,“不然太可惜了”。老二、老三一出生就进了保温箱,一个5.4斤,一个4斤多。手术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婷婷产后大出血,并伴随过敏反应,看不见,听不见,唯有意识清醒。输入1500毫升的血,相当于三瓶矿泉水的量,才帮她脱离危险。接近昏迷时,她反复叮嘱医生,“你一定要把我救活,我还要带三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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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披露了去年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行情况:2017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63万,降幅为3.5%。

  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已届五年,生育率不升反降。某招聘网站发布的《2019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近四成职场妈妈想生但不敢生,养育成本高,耽误事业发展等是她们最忧虑的因素。

  当了十年记者,五年前选择转岗做编辑的婷婷也感受到了事业的停滞和多孩的不易,她有关成就感、职业上升的记忆停留在孩子出生前。

  特别的礼物

  自从生下双胞胎姐妹,婷婷就再没享受过“一家三口”的松弛惬意。 “一对三”的模式,令她紧绷的神经丝毫不敢松懈。休产假那段时间,三姐妹的外婆负责照料,每到周末外婆回家休息,婷婷如临大敌,一天喂双胞胎母乳N次,双臂各抱一个,又酸又麻又不能动。

  印象最深的一次,喂完一个孩子,准备给另一个冲奶粉喝,去餐桌拿奶粉的空档,看到孩子快要从沙发上摔下来,婷婷一个箭步冲过去,却右腿发软,跪倒在地,打翻了茶几上的玻璃茶壶。她顾不得腿上的伤和一地狼藉,抱起双胞胎姐妹,却看到了大女儿倚在卧室门口张望。一瞬间,她的眼泪掉了下来,“突然想起很久没陪过大宝”。

  婷婷是电视台日播栏目的编辑,先生是台里周播栏目的制片人,“有学识,工作狂,不休年假”,是婷婷对先生的描述,陪伴照料孩子的任务落到了她身上。

  恢复工作状态后,她每天早上5:40起床,一边开火烤香肠面包,盯着锅里的煎鸡蛋,一边飞速刷手机找选题。6点一刻大宝起床吃饭,没过一会儿,双胞胎小姐妹醒了,哭着闹着,等待妈妈喂奶。

  因为节目是午间播出,婷婷每天7:30到单位,15:00下班。“一天里,上班是最自由,轻松的时段。”也有过迟到的时候,三个孩子轮番哭闹,抱着婷婷的腿,不让妈妈上班。她感到愧疚又牵挂,想过干脆不上班算了。

  压着情绪,蹲下来看着女儿的眼睛讲道理,“妈妈的任务是上班,你的任务是在家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朋友中有生二胎后选择做家庭主妇的,圈子变小,知识跟不上是难以避免的现实。几次约朋友吃饭,婷婷总是劝朋友要稍微收拾一下自己,朋友回,“收拾给谁看,无所谓了。”这是婷婷想要极力避免的。

  对马洋洋来说,二胎是一个意外。

  大宝还在哺乳期,夫妻生活也采取了避孕措施。一次和家人去爬山,行至中途她又累又困,想上洗手间,那种感觉和怀上大宝时如出一辙。坐在马桶上,马洋洋掏出验孕棒测了下,结果愣住了。

  先生陪她去计划生育科预约人流手术,排队等待时,她听到医生和一个女孩的对话。“为什么不要这个孩子?”“还没做好准备。”“那你为什么不避孕?”女孩一个人来的,看着窗外不说话。医生声音很大又问了一遍,女孩说,“我吃药了。”“吃的什么药?”她不回答,医生说,“你不想要就不想要了,不要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吃药,不是什么药都对胎儿有影响。”

  马洋洋害怕医生也这样盘问自己,在妇育保健医院生孩子时,医护都很友善,但计划生育科“气氛冰冷”。轮到她就诊,她随便问了个问题,“哺乳期没有来月经正常吗?”就飞快地跑出诊室,拉着先生回家。婆婆安慰她,日子怎么样都能过,“你们决定好了,我给你们带。”

  怀上二胎的第三个月,马洋洋开始呕吐,下午3点吐午饭,晚上9点吐晚饭。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月, 比怀头胎时更显“衰老”,也更容易疲累。下午在公司,她的眼皮都抬不起来了,趴一会儿额头上的红印清晰可见。

  大宝不足一岁,肠胃发育不成熟导致肠绞痛,一连十多天晚上在哭,“累了睡,醒了哭”。她和先生轮流给大宝按摩肠胃做排气操。直到进医院生二胎的前一天晚上,她还在陪大宝睡。

  “我熬的不是夜,是自由”

  婷婷休完产假,发现电视台的剪辑软件已更新,花了一周时间才学会新系统的操作。记忆明显不如从前,她拿本子记下同事讲的每个步骤,并拍照截图,“学得很仔细”。以前部门里的重大选题都由她负责,她希望快速恢复,守住主力位置。

  给大宝开家长会,两个小的轮流生病,婷婷只好拜托同事工作上的事,请假陪孩子。遇到突发新闻,婷婷左右手臂环抱着孩子,眼睛瞄着手机屏幕,手指飞快打字。肩周炎、颈椎病统统找上门来。

  疫情期间,小区间不允许走动,孩子们的外婆来不了,重担压在婷婷身上。辅导大女儿学习,讲过三四遍的题目还做错,婷婷忍不住发火,冷静下来又要给她做心理建设。两个小女儿,一个哭,另一个也哭,“声音歇斯底里”,都要妈妈抱,要妈妈陪着睡。婷婷很崩溃。

  辅导完大女儿作业,给两个小女儿洗漱、讲故事,哄睡,再和大女儿谈心、猜谜语,最后才是婷婷自己的时间。哪怕再晚,她也舍不得睡,“熬的不是夜,是自由。” 她静音两倍速看热播剧,心情得到暂时的舒缓。

  婷婷之所以要二胎,是因为一胎太“天使”了。看到身边同学有弟弟妹妹,大宝会主动说想要个妹妹。

  如今,养育三个孩子,不单是体力精力的透支,还有经济上的挑战。两个小女儿的早教课一周一次,学费1.28万/学期,大女儿上私立小学费用1.5万/年,还不包括校车、托管班的费用。他们夫妻收入加起来1万多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以前婷婷喜欢买首饰,自从二胎出生,“不追求了”,“三千元可以给孩子报个舞蹈班。”

  刘佳也是想给孩子添个伴,恰好身体状况、经济条件也允许。在女儿悦悦的同学家长眼里,作为高校教师,刘佳有大把时间顾家。她一周上两天课,做科研雷厉风行,休寒暑假可以带孩子四处旅行。但只有刘佳清楚,“兼顾好工作和家庭,牺牲的是睡眠时间。”

  2018年3月二宝出生,产假休完,她每天的睡眠时间再没超过5个小时。辅导悦悦写作业、接送上辅导班、陪小的遛弯、周末去动物园件件没有落下,拖到孩子们睡了,她才能开始备课、搞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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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娃上班。人民视觉 资料图

  刘佳所在高校实行三年一个聘期的考核制度,产假当年她的教学和科研产出量均未达标,这意味着她要在余下的两年超额完成工作量来弥补。 2019年,37岁的她考上了本校博士, 填写了两位数的课题申报书,指导的8个学生作品获得省级奖项。她不愿意将压力归因于“二胎”,而是归咎于“自我期待”,“工作但凡有点追求的,都会活得很累。”

  她努力去“兼顾”,但仍然觉得对不住孩子。大宝小时候,她陪着滑旱冰、打羽毛球、学排球,而小宝现在忙得完全顾不上。小宝提了需求,她的回应从“妈妈一会儿帮你弄”,变成“妈妈明天帮你弄”,“妈妈下周帮你弄”。有次小宝想吃一根香蕉,她一时想不出什么时候才得空去给他买。

  夜里,她躺在床上回想小宝的需求,内心被“无助”和“愧疚”填满。

  “放弃很可惜”

  刘佳考过两次博士,都落榜了,倒是二胎刚满一周岁时,她考博上岸。

  老二的出生,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动态平衡。考博初期,刘佳考虑过北京、上海的高校,也有心仪的导师向她抛出橄榄枝,但最后她还是选择了本校,“不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菲斐也是因为相似的顾虑,放弃了读博。

  她今年30岁,在澳大利亚学工业设计回来,先是在北京工作,婚后返回家乡青岛,考进体制内。考虑到评职称需要,菲斐瞄准了南京、澳门的两所学校,计划读在职博士。但两个孩子出生后,家人极力劝阻她考博。

  她形容自己念高中时就“宁做鸡头,不当凤尾”。毕业后,家境殷实,却偏要到北京闯荡。她怀念过去忙碌的状态,没事可做会觉得自己“没价值”。身边不少朋友生二胎后,辞职做了全职妈妈,热衷讨论时尚和医美,菲斐很少响应。

  菲斐不认可辞职是二胎妈妈的最好选择。不过回想跟领导摊牌怀孕的场景,她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从怀孕三周时发现,她就开始犹豫该不该说,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她经常试探性地问同事,想不想要二胎?轮到别人问她时,她都回“想”,试图做些铺垫。

  一直捱到两个月菲斐才下定决心公开。领导明摆着不高兴,她赶紧表态,“我年轻时把孩子生完了,以后可以专注工作。”同事在背后也会议论,怎么又怀孕了,她假装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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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晨在《找到你》里的台词

  为了给孩子喝上新鲜的母乳,菲斐每天中午11点开车回家,喂完奶再回单位。尽管没有影响工作进度,但还是被领导提醒“能不能早一点断奶”。休产假期间,她尽量不拒绝能做的活儿,为的也是孩子有头疼脑热时,别人不和自己计较。

  饶是这样也顾不周全。做展览设计,各级领导、客户要审批,意见来源很多,她捋思路边陪孩子搭乐高,孩子缠着妈妈,想让她多陪自己玩一会,她一时暴躁起来,“妈妈工作是为了给你买礼物”。

  “云配偶”下凡

  二胎妈妈能否回归职场,和她们的配偶是否“在云端”紧密相关。

  “云配偶”是妈妈圈的流行词汇,比喻一种“虚拟化配偶”:平时储存在云端,基本见不着,使用时必须提前手动下载到本地,碰上故障还会消失于服务器甚至原地爆炸。

  刘佳形容她的先生就曾是“云配偶”,在二宝出生后才下凡人间。

  刘佳先生在高校的行政岗位,工作繁杂,晚上十点下班,元旦三天假期只休一天,回家在电脑前一忙几个小时,从没参加过大女儿的家长会和幼儿园家长联谊会。

  直到2018年小宝出生,小宝饿了醒了哭了尿了都要找妈妈,刘佳分身乏术。先生看在眼里,主动承担起大宝的作业辅导,因为平时和大宝缺乏沟通,辅导作业时火药味很浓,大宝觉得“以前妈妈不是这么教的”,也会介意“妈妈把时间挪给弟弟”。

  刘佳不得不扮演救火队员,调停先生和孩子的矛盾,问题严重时他们会召开家庭会议,探讨家庭分工和育儿理念,先生也会自我检讨,逐渐形成了“补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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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超级妈妈”需要动员和组织祖辈、父亲、亲戚等成员参与育儿,建立密集的照顾网络。图为2018年6月8日16时50分,广州市天河区信成南街,一名放学的小学生冒着暴雨回家。 人民视觉 资料图

  马洋洋称先生是“单细胞生物”,需要潜移默化地影响。

  两人读书时认识,相恋十年结婚。生孩子前,她严肃地提到“丧偶式育儿”的现象特别多,好像带孩子就是女人的事,在和先生达成共识后,他们才决定怀孕生子。

  每次刷微博、知乎看到“生孩子后,你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很多人说千万不要孩子”这类内容,马洋洋就会讲给先生听。先生平时喜欢刷视频,通常刷二十分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马洋洋就用手指点一下他,示意把手机声音关掉,避免“孩子听到视频声音,也跑过来跟着看”。

  婚姻关系里,她看重“公平”,做家务带孩子共同承担,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家庭里谁掌握财政大权谁更有话语权”,所以她拒绝了做全职妈妈。

  工作的意义

  马洋洋在单亲家庭长大,14岁时,爸爸有了新对象。她深刻记得爸爸离家的那一幕:他收拾好东西,走过家里的每一个房间,和上门,然后钻进楼下停靠的那辆车离开。副驾驶座上是“那个女人”。

  自那时起,她失去了安全感,喜欢的衣服、鞋子会买上同款不同色,“才觉得安全”。她最渴望的是一个圆满的家。

  她今年34岁,在乌鲁木齐一家工程造价公司做行政主管,是两个儿子的妈妈。“有活”,“效率高”一直是她的标签,别人两个月能做好的事,她一周就可以完成,但“不能出差”也是她的标签,少有的几次她被安排到分公司考察,出差两三天,她都以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的理由拒绝了。

  马洋洋重视孩子的教育,她的月薪5700元,勉强应付两个儿子早教班、兴趣班的开支。当她意识到事业没有太多上升的空间,收入和地位也难以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时,她选择了转行,“改变家庭命运”。

  2019年冬天,马洋洋开始准备注册监理工程师考试。监理工程师代表甲方企业监督工程,目的是帮客户省钱,质量监督,加快交房进度。在西安,注册监理工程师的年薪能有20万,内地接到房地产项目、工程项目的机会也更多。

  马洋洋备考的过程既秘密又紧张,家里孩子闹没法复习,她就买了许多习题存在办公室抽屉里,每次只掏出一本避免引起同事注意。准备了大半年,但疫情打断了原定的考试,她只得申请今年再考。

  马洋洋甚至鼓励学土木的先生一起考这个证书,她有很强的焦虑,“想先提升一个阶层,让孩子踩着我的肩膀爬得更高” 。

  刘佳的心态更为平和,她将工作视为孩子观察自己的窗口。女儿看过她的网课后,会拿她和班级老师、辅导班老师比较,评点课“精不精彩,准备是否充分”。看到大哥哥大姐姐在朋友圈赞美刘佳,女儿也会开心,更加信任妈妈。

  对菲斐来说,“上进”、“独立”是她对孩子的期待,也是自我期待。

  而婷婷会永远珍藏她十多年前参与汶川地震报道的时刻,有了三个孩子后,她选择把重心转移到孩子身上,这是另一种生活,同样让她感到满足。(见习记者 刘昱秀)

  (受访者均为化名)

编辑:齐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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