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曾航 实习记者 钟啸

　　时过一个多月，龚汉忠仍然对2月28日的那个夜晚印象深刻。

　　那一夜，位于上海交大图书馆15楼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在接近凌晨时仍然灯火通明。作为编辑部主任的龚汉忠和他的同事们，正面对着一篇特别的来稿。

　　这篇满是图表和注释的长篇学术论文是编辑部邮箱里刚刚收到的。它很快让这份发行量不过2000余册的学术刊物的编辑们陷入一片兴奋。

　　来稿题目是《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作者是江泽民——1947年的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生，中国党和国家的前主要领导人。

　　“鉴于这篇论文的分量和特殊性，我们决定赶在今年4月8日交大112周年校庆前把它发出来。”4月4日，龚汉忠向记者回忆说，“大家熬了很多个夜晚，对原稿前后进行了五六次修改。”

　　经过龚汉忠他们的精心编辑，江泽民的论文于4月初发表于2008年第三期《交大学报》(自然科学版)，旋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作为退下来的前领导人，江泽民的社会身份发生了改变，以新的身份来思索中国的能源问题，会有更新的视角。”中科院广州分院院长、广东省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陈勇评价说，这同时也是举国上下对中国能源问题的关注和研讨迅速升温的一个标志。

　　编辑修改了五六遍

　　事情要回溯到2007年底。那时，恰逢江泽民从交通大学毕业60周年。交大主要领导向江泽民约稿，希望他为交大学报写点文字，作为献给2008年4月交大112周年校庆的一份礼物，江泽民欣然应允。

　　“江泽民对这篇文章高度重视。”龚汉忠告诉记者，写作这种长篇论文的工作量非常大，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写出来的。

　　2月底，江泽民完成论文，向交大学报交稿。

　　编辑部审稿后认为，这篇论文学术功底扎实、写作严谨、文中引用文献资料数目巨大、出处明白、行文条理清晰，看得出，江泽民退休后一直坚持相关领域的研究，有着丰富的积累。

　　随后的编校工作和外界通常的想象不同。“我们对原稿先后修改了五六次”，龚汉忠拿出厚达一公分的批注记录给记者看，上面满是用红笔标出的修改和批注，“编辑部并没有因为江泽民学长的特殊身份而降低对稿件编辑的要求，一样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把关”。

　　例如，江泽民原稿中的“二氧化碳”喜欢用中文书写，编辑部按照论文的一般要求，进行了规范处理。

　　这并不是龚汉忠第一次编辑江泽民的论文。这位在交大学报供职20余载的元老，早在1989年就经手编辑过江泽民发表在学报上另两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也是探讨中国能源问题的，题为《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

　　1989年3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回到母校，为交大师生做了一场学术报告，讲述当时在长三角经济发展中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的能源问题。

　　“江学长的报告很风趣，常常引起台下的笑声，报告的学术功底也很扎实，谈起晦涩的自然科学问题来深入浅出。”龚汉忠回忆说。

　　在这次演讲的基础上，江泽民整理出了《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一文。

　　随后稿件数次往返于编辑部和江泽民本人之间，经过了“很认真地修改”。“校样和清样上满是江学长的亲笔批注，他对学术论文非常认真，每个细小的数据、单位、英文标识都要认真核实。”对于编辑部指出的文中的个别差错，他会认真地批注表示感谢。

　　20年间3次投稿

　　事隔近20年，当退休后的江泽民再次在交大学报发表对中国能源问题的观点时，他的思考比20年前更加宏大和深入。

　　在《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论文中，江泽民强调指出，“能源安全中，最重要的是石油安全”。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对中国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他希望通过开展国际合作，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包括鼓励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开发能源资源，增加石油天然气供应能力”。

　　同时，文章指出，中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而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子。要将节能优先作为我国能源问题长期的战略，并分别从工业、交通、建筑等诸多领域提出了对国家节能政策的具体建议。

　　对于时下全国上下关注的能源税、能源价格等问题，江泽民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资源税对调节开发企业和资源产地的利益关系、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其征收标准应当继续合理提高。燃油税、能源税等消费税种在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长期实施，促进了能效提高和技术开发，收到了显著的节能效果，有的国家还对CO2排放征税。“这些政策可供我们研究借鉴。”

　　在文末，江泽民向为撰写此文提供协助的马富才、宁吉喆、周大地，韩文科表示感谢。

　　马富才现任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宁吉喆任职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大地现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是他的副手。《交大学报》表示，这四人及有关研究机构向江泽民的论文贡献了为数众多的数据资料。

　　“文中的许多数据和资料是一般研究人员很难得到的，并且江所具有的战略眼光，也是许多学术论文难以企及的。”陈勇评价说。

　　还在2004年10月，江泽民在上海的家中就曾对老同学余力教授说：退休后不想别的事，想在学校里任教，也在做着准备工作。

　　“这让人想起退休后充当朝鲜问题特使的美国前总统卡特，以及最近一直致力于环保的前副总统戈尔。”陈勇说，此前，我国有多位前任国家领导人退休后以自己方式继续为国家和社会贡献智慧，李岚清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着眼于音乐知识普及，李瑞环出版了《学哲学用哲学》，而李鹏则出版了系列日记。

　　举国论能源

　　江泽民论文的发表使朝野上下关于中国能源战略的大讨论再次升温。本报获悉，一个中国能源战略研讨会将于近期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本人可能出席。

　　鉴于江的特殊身份，这篇论文引发的波澜显然不仅局限于学术界，它在当今中国所处的能源局势中传达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随着全球油价的不断攀升和国内能源需求的急剧放大，中国的能源问题日益突出。而在美元不断下滑、全球经济走软的预期之下，投资者纷纷重返大宗商品市场寻求避险，石油等能源产品的市场局势更显复杂。美国原油期货周一在亚洲盘初持于每桶106美元上方，守住上周五逾2美元的涨幅。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所主任林伯强认为，有两个难题一直是中国能源问题的症结所在，一是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另一个是能源价格不能完全放开。

　　“要做到第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能源价格，凸现能源的稀缺性，从而促使各种力量来推动节能高效。而第二个目标则要求政府要顾及多种利益的诉求。对于如何平衡这两个问题，国家一直在进行着思考。”林伯强说。

　　陈勇对江泽民论文中关于中国应对能源问题“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的论述表示赞同：“我国在寻找解决能源问题对策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一味引进的话，就会把自己的市场都让给别人了。”